青海各民族的语言交流与社会发展(2)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发现青海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在这里迁徙流动，交往融会，生灭兴衰。今天青海多民族共存的现状是各民族迁徙、交往、融合的结果。虽然各民族形成时间和发展历程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互融合的产物，且各民族来源中都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鲜明特点。

二、青海各民族语言交流的现状

如上所述，青海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融合之地，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频繁的交际沟通中，语言自然也相互影响、交融渗透。因为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的发展变化往往直接影响并制约着语言的发展。正如戴庆厦所说“一部语言史总是同一部民族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所以，不仅仅各民族的来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世居青海的藏、回、土、撒拉、蒙古五个民族，回族全民转用汉语，使用汉字；藏、土、蒙古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而撒拉族只有民族语言，没有文字。

（一）汉语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

研究我国的民族史会发现，在汉族同少数民族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汉族影响同化少数民族，汉文化影响同化少数民族文化，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较大。但青海的情况比较特殊。青海虽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移民高潮，汉族人口数量最多，但少数民族统治青海的时间远长于汉族，而且汉族成为主体民族是明清以来才出现，这些导致了在青海民族语言对汉语影响更大，这种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都有表现。

1.语音

语音方面，青海汉语方言受到周围民族语言的影响较小，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青海汉语方言的复元音韵母有向单元音转化的趋势，如：

不仅仅是上面举例提到的西宁话，据芦兰花调查，湟中、湟源、大通、循化、乐都、平安、互助、化隆、民和等地汉语方言中同样存在这类现象。[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青海的藏语安多方言没有复元音，只有复辅音；蒙古语、土语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中有少量复元音，也多用于汉语借词；撒拉语等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中没有复元音，只是因吸收了很多汉语借词，才增加了复元音。受周围这些民族语言的影响，青海汉语方言复元音有了单音化的倾向。

其二是青海方言的声调普遍较少：西宁、化隆、互助等地有四个声调，民和、乐都、循化、湟源等地有三个声调，西宁回民话[4]、同仁五屯话则只有两个声调[5]。我们发现周围的少数民族越多，与少数民族的接触程度越深，汉语方言的声调越少。因为青海境内的土语、蒙古语、撒拉语等阿尔泰系语言没有声调，只有重音。汉族人在同他们长期而密切的交往中，语言受其影响而减少了声调的数量。而这也同桥本万太郎提出的“北方汉语在词组末尾音节上的声调数目之所以能减少，原因在于当初操阿尔泰语言的民族侵入中原地区改用汉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并把他们所讲的那种汉语加以发展的时候，只能保留有限数量（二、三种）的音节语调”理论相吻合。[6]

2.词汇

青海汉语方言词汇受民族语言的影响相对有限，最主要的是吸收了民族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青海有不少地名就直接源自民族语，如“多巴”（岔路口）、“茶卡”（有盐的地方）、“果洛”（部落名）、“玛多”（黄河源头）、“结古”（集散地）等来自藏语“；都兰”（暖和）、“德令哈”（广阔的金色草原）、“乌兰”（红色）、“格尔木”（水流交错之地）等源自蒙古语；“孟达”（天池）出自撒拉语；“祁连”（天）来自匈奴语等。除了地名外，还有部分日常生活用语也是来自民族语言，如来自藏语的借词有：“乌拉子”（杂役）、“曲拉”（奶渣）、“阿卡”（喇嘛）、“阿拉巴拉”（一般般、凑合）、“卡码”（位置、规矩）、“拉尼”（本领、本事）、“阿来”（表应答）等；来自土族语的借词有“：一挂”（全部、都）、“胡嘟”（非常、特别）、“干散”（麻利、精干）等；来自蒙古语的借词有“恶索”（垃圾）。

受周边民族语言影响，青海汉语方言中的一些词具有不同于普通话的特殊用法：量词“个”可在句末表祈使；助词“着”分化为[53]和[53]两个读音，既可作为补语标志，还可用于表示祈使语气；副词“可”能出现在句尾加强语气；副词“再”不但出现的位置异于普通话，而且还能表示对未然情况的假设等。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 网址: http://www.mzyszz.cn/qikandaodu/2021/0728/872.html